當前物價不是全面上漲，也并非歷史高位記者：2010年的物價漲幅在不到半年的時間里“破3”、“破4”、“破5”，大家心里有點慌，中國是不是迎來了物價全面上升的時期？
姚景源：雖然去年全年CPI可能不會超過3.5%，但確確實實，我們的價格是一個上升周期。對于這樣一個通脹率，究竟應該怎樣觀察和分析？
先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。不同國家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，物價水平是不一致的。因為發展階段一致，我們可以在“金磚四國”范圍內進行比較。2010 年前11個月，中國CPI同比上漲3.2%，俄羅斯上漲7.6%，印度上升了9.6%，巴西增幅達到5.25%。在“金磚四國”中，20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有望達到10%，是最高的，而3.2%的物價水平又是最低的。
再從歷史比較的角度看。改革開放30多年，CPI年平均漲幅大約是5.6%，現在的物價水平沒有超過這30年的平均值。
記者：您經歷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通貨膨脹，究竟是什么樣的情況才算全面的通貨膨脹？
姚景源：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通貨膨脹是1994年的24.1%和1988年的18.8%，這兩次是惡性通貨膨脹，或者說是全面通脹，所有東西都在漲價傢俱工廠。很多人還會記得當年商店里搶購的情況，連轉不動的電扇都有人要買。售貨員說，“對不起，這是壞的，不轉了”。顧客說，“沒關系，我買回去修”。
有人說現在市場上是“無一不漲”，這是不對的。你看工業領域，價格就是基本穩定的，有很多和大家關系十分密切的商品價格甚至是大幅下降的。比如汽車，上世紀90年代，一輛桑塔納20萬元，現在就幾萬元；42吋平板彩電10年前10萬元，現在才5000元。所以工業領域價格還是穩定的，不是全面通脹。
本輪物價上漲中食品價格占大頭，因此百姓感覺明顯記者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，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，有一點溫和的通脹并不可怕，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可能不是這樣，為什么老百姓對物價上漲的感覺和反應更強烈？
姚景源：這就涉及本輪物價上漲的結構性特點。
這一輪物價上漲是食品價格占大頭。2010年11月的CPI漲幅中，食品價格的上漲占了74%。汽車、電視雖然在降價，但是汽車、電視沒有人天天買，食品要天天吃，蔬菜要頓頓消費。因此，食品價格的上漲沖擊我們每一個人，特別是沖擊低收入群體。中國的恩格爾系數，也就是用于食品的支出占整個消費支出的比重，城市在36.5%左右，農村是41.0%左右，比發達國家高20多個百分點。生活水平越低的人，恩格爾系數越高，受食品價格上漲沖擊的程度也就越大。所以這次國務院出臺的16條，不僅有保障供給，整頓流通，維護市場秩序，還有很重要的一條，給低收入人群發放補貼。
記者：最近網上有一個帖子，是杭州的一個網友和美國波士頓的一個網友把兩地的21種食品和汽油價格進行了比較，結論是杭州有12種商品比波士頓貴，您怎么看這件事？
姚景源：像青菜這樣的商品，中美兩國的保鮮、流通等很多成本都不一樣，不好比。國際比較一般用購買力評價法，都是用標準規格一樣的商品進行傢俱訂做，比如麥當勞、可口可樂，等等。
要比較一個國家的價格，還要看供給與需求。大家都知道美國科技是世界第一，其實美國農業也是世界第一，不光是產量，它的規模化、產業化、商品化程度都是世界第一。美國農產品價格占有一定優勢是正常的，是人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。中國雖然是農業大國，但我們農業基礎太薄弱，遠遠落后于美國。所以，我覺得這種比較雖然沒有太大的經濟學的意義，但讓我們看到自己的問題，今后還是要加強“三農”工作的力度。
就拿農產品流通體系來說，全世界綠豆、大蒜都不會成為投資品，但我們確實出現了這樣的問題，說明什么？說明我們農產品的流通體系太薄弱了。大家都講香港有些東西比大陸便宜，但香港的農產品都是大陸去的，為什么也會比我們便宜？這主要就是流通環節的問題，人家有一個完善的流通體系，環節少。
黨中央講了這么多年“三農”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，但有多少人真正理解？這次物價上漲真的讓很多人認識到了，農業是重要基礎，農業穩，天下穩，糧價穩，百價穩。
如果糧食歉收、經濟過熱、貨幣發行和信貸投放過量“三碰頭”，則全面通脹可能出現記者：2011年我們的物價上漲壓力大嗎？請您分析一下壓力來自何方？
姚景源：今年物價上漲壓力是比較大的。從國際環境看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壓力會大于2010年。這不僅是由于美國流動性過多，也要看到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速度非常快，比如中國、印度、俄羅斯等。盡管發達國家增速緩慢，新興市場增速很快，需求也會很大。所以，國際大宗基礎性商品價格上漲恐怕會大于2010年。這意味著，輸入性通貨膨脹對于我們的沖擊會比較大。
從國內來看，我一直認為，如果有三件事碰頭，通貨膨脹就躲不過去。第一是糧食歉收，第二是經濟過熱，第三是貨幣和信貸過量發行和投放。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中國糧食的規律是5年一個周期，就是兩豐、兩平、一歉傢俱行。現在連續7年豐收，打破了60年的規律，這是因為“政策好、人努力、天幫忙”。政策好，人努力，2011年都不會變，就是天幫忙有不確定因素。現在我們農業基礎還是薄弱，真的遇到特大自然災害，就會遭受比較大的損失，1994年和1988年的通貨膨脹都首先表現為糧食減產。
還有一個，我們要注意防止經濟過熱。2011年是“十二五”規劃的開局之年，有一些省計劃在“十二五”期間要翻一番，翻一番意味著這些省每年增長速度要超過15％。如果大家都這樣大干快上，經濟增長速度過快、偏熱，物價顯然穩不住。所以，今年還是要處理好這三個關系，就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、加大結構調整力度、管理好通脹預期。
還有流動性問題。去年連續6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、兩次提高利率，做了很多工作，但回收流動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我們不能簡單地批評貨幣政策 “發了那么多票子”。如果退回到2008年，我們15%的企業被迫關門，20%的企業被迫減產，上千萬人失業。那種狀況下，如果不是果斷地出臺4萬億投資刺激經濟的計劃，如果不是果斷地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，我們不可能在世界經濟中率先走出危機。我覺得，流動性過剩是我們為了戰勝那場危機不得不付出的代價，這個代價也需要一個消化的過程，不能指望今年通貨膨脹率能迅速下來。
今年控制物價上漲有利條件不少；還要力爭收入增長“兩同步”
記者：今年控制物價上漲，有沒有有利條件？
姚景源：有利條件有兩條。一個是糧食連續7年豐收，國家庫存充裕，即使歉收，隨時可以把儲備投放出去。重要農產品，比如糧食、肉、糖、棉花、食用油都有實物儲備，蔬菜沒有儲備。所以，我建議建立一個農產品價格調節基金，對沒有實物儲備的，比如蔬菜等，用它來給種植戶、給流通企業貼息。一旦突發天氣變化導致農產品價格上漲，還可以拿它給低收入群體補貼。還有一個是工業品總體供給情況良好隔間櫃，供給能力充裕，而且有不少行業和產品還是供給大于求。這兩點是控制物價總水平的物質基礎。
另外，今年除了繼續落實國務院出臺的16條措施外，有關部門還會采取一些措施來增加供給、保障供給，支農惠農的力度會更大一些，這對今年穩定物價會起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記者：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系越來越緊密，是不是我們的經濟逐步全球化，物價就一定會逐步與國際接軌？怎樣讓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、提高應對通脹的能力？
姚景源：經濟全球化，會使商品和人才向價格較高的地方流動，最后大家價格大體都是一個水平。隨著參與全球化、國際化，我們在一些領域過去長時間的低價格狀態會發生變化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們也應該相信，大家的收入也會在全球化影響下，有比較好的增加。
我覺得，如果說中國經濟保證10%的增長，3%—5%的通脹率是正常的。因為，經濟增長意味著需求加大，需求加大在供給不變的情況下，必然會拉高物價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，任何一個民族，只要經濟在增長，物價肯定在上行。當然，我們應該盡可能做到兩個同步居民收入增長和國民經濟增長同步，勞動者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。還有，就是讓經濟增長率高于通貨膨脹率。
如果做到了兩個同步，而且經濟增長率高于通貨膨脹率，那么，這樣的經濟增長就是健康的、良性的，在這種狀況下物價出現一定的上行趨勢，是正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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